被生活压扁的狠人

我爸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。

爷爷在家中排行第八，而爸爸却是家里唯一的独生子。起初，爷爷家的条件并不好，甚至有时会饿着肚子，吃不上饭。但即便生活艰难，爷爷依然积极向上，对未来始终怀有希望。或许命运并未过分苛待他，爷爷平安、健康地度过了童年。

后来的经历我并不完全清楚，但我知道，爷爷对奶奶格外中意。在那个年代，婚姻更多讲求“合适”，并没有如今的自由选择。然而爷爷却是个执着的人，一旦认定，便认定了一生。也正是这份坚持，才有了后来我的爸爸。

爸爸小时候，家里的条件依旧清贫。他常说，直到上高中，才第一次吃到蛋炒饭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很早便懂事成熟，看着爷爷奶奶辛苦赚钱养家，心里明白：读书，是唯一的出路。

妈妈常说爸爸不如她聪明，但他性格沉稳、做事细致、肯吃苦，是学医的好料。他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，从农村的初中一路考进了市里的高中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，他并不算合群。或许正是那样的环境，反而逼着他更加专注于学习。四年转瞬即逝，毕业在即。本该成为一名大学生的他，却因家庭的选择，兜兜转转读了大专。也许当时，家里只是希望他能尽快有一条出路。所幸的是，最终他还是考进了医学院。

在妈妈的玩笑里，他最多算个“蒙古医生”。每当被调侃时，爸爸总会认真地辩解，讲述自己是如何努力考上中国医学院的。但从他的语气里，我们都能听出一种无法掩饰的遗憾——没能真正成为一名临床医生，成了他一生的惋惜。

我说不清，是这份遗憾，还是当年学医的艰辛经历，使他比任何人都更在意我和弟弟的身体健康。

疫情期间，我们一家人长期待在家里。
我父亲学医，做事一向谨慎。那段时间，他会定期给家里人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。

十四岁那年，有一次他照例帮我检查脊柱。
他的手，在我背上停住了。

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重新从颈椎开始，沿着脊柱一节一节地检查了一遍。那一次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久。检查结束后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去趟医院。”

路上，他一句话都没说。

到医院后，我们直接去拍了全脊柱片。我走进拍片室前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站在门口，没有跟进来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大人也会不安。

片子出来后，他看了很久。
我被确诊为脊柱侧弯：腰椎最大 16 度，胸椎也存在明显弯曲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正处在生长发育期。如果不干预，弯度很可能继续加重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们不断求医，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案：训练、调整、失败，再重新开始。

我的侧弯度数，从 16 度加重到 24 度，又短暂降到 12 度，随后再次反弹到 27 度。最终，我开始佩戴支具。这一戴，就是三年。

刚开始戴支具时，难免会遇到同学的好奇和议论。但当医生明确告诉我，如果弯度继续发展，可能需要手术时，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

那段时间里，有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白色铠甲的骑士”。
因为支具是白色的，贴身穿着，看起来像一层铠甲。

我很幸运。身边的人对我足够包容，没有人刻意嘲笑或排挤我。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，并不是所有接受支具治疗的孩子，都能拥有同样的环境。由于认知不足，很多孩子在治疗过程中，承受的不只是身体的不适，还有来自同龄人的压力。

我很清楚，治疗本身并不轻松，也不保证一定成功。长期佩戴支具，会在生长发育期限制胸廓的发育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身体状态，仍然在提醒我：脊柱侧弯带来的影响，并不会轻易消失。

我性格浮躁，并没有选择学医，也没能延续父亲的道路。
但我希望，能用另一种方式，把我经历过的事情讲出来。

我做公益，并不是因为我走得多成功，而是因为我走过这条路。
如果能让更多人更早了解、少走弯路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

— 2025 年 12 月 25 日